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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是喜剧吗?

来源::未知 | 作者:外围足彩最佳平台_体育投注官网~ | 本文已影响

【内容提要】
  论述了《阿Q正传》的主题及阿Q的形象,对一些流行看法等提出了商榷。认为电影《阿Q正传》背离了小说的主题,歪曲了阿Q的形象。提出了《阿Q正传》的现实意义问题。并认为人造喷泉的商品文学和商品文化不能与血管之血的人生文学相提并论。同时对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提出了商榷。
  ——自从电影《阿Q正传》上映之后,一个滑稽可笑的阿Q形象便深入人心。而在中央6台的流金岁月节目中,我们又听到了阿Q 形象的最新版本:一个女大学生两次强调:“阿Q是个快乐的革命者”,他正因其精神胜利法而永远快乐着。在电视上的一片歌颂陶醉和欢声笑语中,这个说法似也被默认了,这也正好印证了这部电影的喜剧效果。然而我们要问:《阿Q正传》是喜剧吗?

——记得鲁迅当年曾表示,不愿意把《阿Q正传》搬上舞台。因为他留心各种评论,觉得真正了解的很少,如果搬上舞台,恐怕除了会令观众感到滑稽外,不会有任何效果。鲁迅的顾虑已经变成现实。当我们陈寢于电影《阿Q正传》的“成功”喜悦之中时,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已随鲁迅先生而沉眠于地下。不知鲁迅先生的在天之灵会怎样想?能安息否?

——即以现在而论,我们反封建的革命是否就已经彻底了,因此《阿Q正传》也就过时了呢?我们“国人的魂灵”中是否还有“精神胜利法”和“不准革命”的烙印呢?为什么在1949年后,我们还走了那么多弯路呢?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人确实难以匹配为副)。伟大人物的命运往往是:生前既多磨难和非难,死后又多歪曲和篡改。 

自从看过电影《阿Q正传》以后,总想写一篇关于这部电影及这篇小说的文章,但限于水平和精力,一直未能如愿。然而有些话却总在脑海中回旋,挥之不去。特别是2006年11月13日 看了中央6台的流金岁月“《阿Q正传》(电影)25年相聚”节目之后,又触动了这个念头。故不顾浅薄,姑妄谈之。

记得20多年前的某天,我校放映电影《阿Q正传》。我在与一个青年教师看完之后问道:“你看了这个电影之后的最大感受是什么?”他在沉思了一会后说:“阿Q怎么这么滑稽可笑,当时真有这么可笑的人么?”我又问:“除此之外你还能产生什么感想?”答曰:“想不出来。”我又说:“比如你能否产生这样的联想:当时的社会怎样把阿Q毒害成这个样子,从而产生沉痛和悲愤的感情。”答曰:“完全联想不到。”由此我说:“那么这部电影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呢?它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鲁迅原著的精神了呢?”

然而当时直到今天,这部电影却被视为成功典范,听到的都是一片赞美之声。严顺开先生也因此而荣获第二届瑞士国际喜剧电影节和国内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这种局面究竟是喜是悲?是荣是羞?

问题的关键在于:鲁迅笔下的《阿Q正传》的主题究竟是什么? 阿Q 又到底是什么样的典型形象?

关于阿Q 形象的说法历来极为纷纭。最初曾有人以为是影射骂人或冷嘲讽刺的。后来又有人从阶级分析角度出发,结果遇到相当大的困惑。于是有的说,阿Q 只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又有的说,阿Q 的形象反映了鲁迅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尚不能正确认识农民阶级。但鲁迅的笔下不是也写了祥林嫂和人力车夫这样的农民或劳动者吗?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阿Q 是精神胜利法的典型。然而这虽然是阿Q 的主要特征,却似尚不足以概括阿Q 的全部特征。另外,这种精神胜利法是否只是阿Q 的专利呢?赵太爷假洋鬼子以及把总老爷们有没有呢?

自从毛泽东谈过之后,阿Q 的“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的阶级地位才被确定。但是毛泽东的这个顺便提及并非专门论述,故我们在此基础之上是否还可以再进一步思索呢?即造成阿Q 落后而又不觉悟的根源是什么?

自从电影《阿Q正传》上映之后,一个滑稽可笑的阿Q形象便深入人心。而在2006年11月13日中央6台的流金岁月节目中,我们又听到了阿Q 形象的最新版本:一个女大学生两次强调:“阿Q是个快乐的革命者”,他正因其精神胜利法而永远快乐着。而在电视上的一片歌颂陶醉和欢声笑语中,这个说法似乎也被默认了,这也正好印证了这部电影的喜剧效果。然而我们要问:鲁迅笔下的《阿Q正传》是一部喜剧吗?

要弄清阿Q 的形象,必须联系《阿Q正传》的主题。对此目前一个较为流行的说法是:作者通过阿Q 的形象表现了“国民的劣根性”(周扬语)。因为鲁迅自己也说是要写“国人的魂灵”[1]。但仔细推敲起来,这两种说法似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之虞。在鲁迅的原著中曾写到:当阿Q 被审问时,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旁边的新式长衫人物则鄙夷似的说:“奴隶性…”。“劣根性”的说法似难以与长衫人物的说法划清界限。一是这种劣根性是否是阿Q 娘胎里带来的固有的天性;二是这种劣根性是否只是阿Q 们而非长衫人物们所有。而“国人的魂灵”的含义与“劣根性”并非相同,它没有导致上述错误理解的含义,也没有站在局外和上层的非难和鄙夷的含义。另外一个较为流行的说法是:作品表现了鲁迅对阿Q 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但阿Q 不幸的根源是什么?阿Q 又如何去争呢?祥林嫂不是既争气又斗争了么,结果又怎样呢?作品主题的重心是对阿Q 的抱怨和指责吗?

实际上《阿Q正传》的主题和阿Q 的形象就包含在小说本身里。小说的最后写道:阿Q在游街时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随即得到一阵喝彩。当他得意的寻看那些喝彩的人们之后的一刹那,他突然感到这些人的眼睛比狼更可怕,又钝又锋利,在咬他的灵魂。这时他才开始觉醒、想说“救命,…”然而阿Q 并没有说。实际上那一刹那的感觉也根本没有产生,他直到临死时也并未觉醒过来,还在想着唱戏和听喝彩。实际上“一刹那”这段话是鲁迅有意加上的曲笔,正如《药》中给夏瑜坟上添加花圈一样。而这段曲笔正是小说的画龙点睛之处,为的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小说“立意本旨”。它表明阿Q 是一个被毒害的典型,他是封建社会和封建意识的牺牲品,是病态社会下的病态典型。同时也表明鲁迅的主要目的是要揭示病状、唤醒民众,追查病根、寻求疗法。另一方面,从阿Q死后的反响舆论上和整篇小说的所有字里行间,以及对赵太爷们等等的描写中也可见,鲁迅笔下“国人的魂灵”范围也更广,小说的含义也更深。小说中阿Q 的优胜(实为劣败)记略,以及不承认缺点落后和失败、不吸取教训的自欺欺人、讳疾忌医的精神胜利法等,实际上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特征。而“不准革命”这个 “国人的魂灵”中甚至是更主要的特征,则更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利。小说更主要的是对封建制度封建意识的揭露和批判。

还有一种流行说法是:小说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诚然是对的,但似乎把这部作品的伟大深远意义局限和缩小了,似乎小说仅说辛亥革命。鲁迅当时曾说过:“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恐怕我所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2] 即以现在而论,我们反封建的革命是否就已经彻底了,因此《阿Q正传》也就过时了呢?我们“国人的魂灵”中是否还有“精神胜利法”和“不准革命”的烙印呢?为什么在1949年后,我们还走了那么多弯路呢?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理想的尽善尽美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一万年以后也还会有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如果把广义的阿Q 精神定义为:人类的一切弱点和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一切行为。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即使一万年后,也还会有阿Q 的影子,《阿Q正传》也还会有它的意义。深刻总结我们“国人的魂灵”中的问题和教训,承认、正视、揭露并正确处理矛盾,是有利于历史前进的。而否认、回避、掩盖并错误处理矛盾,则不利于历史前进。当我们只听到一片赞美之声的时候,往往正是问题多多的时候。历史的前进不在于赞美歌颂的人们的多少,而在于不断总结前进的人们的多少。即以中央6台的这次节目而论,在我们的一片陶醉欢庆之中,是否也闻到了自鸣得意、自欺欺人、把疮疤当奖章的阿Q 气息了呢?

还有一种观点说,小说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这种过分革命化的拔高引申,与小说反映了鲁迅尚不能正确认识农民阶级的说法一样,都是完全脱离了小说的主题的无稽之谈。显然这篇小说的主题目的并不是论述中国革命的,也不是对农民做阶级分析的。

在《阿Q正传》的研究中,还曾经有人对阿Q 的参加革命及“大团圆”的结局表示极难理解,似乎是鲁迅脱离了现实主义的随意之笔。而鲁迅则十分肯定的说,只要中国发生革命,阿Q 就必然会参加,其“大团圆”的结局也是必然的。[2] 因为这是阿Q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时代背景的必然。尽管阿Q对革命的理解是糊涂的,他的思想里也仍然是造反有罪的意识,但他不可能满于现状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必然会参加任何改变现状的革命。但另一方面,若据此再引申说阿Q就是一个革命者,则并不妥当,至于“快乐的革命者”,就更谬之千里了。而又有学者说,阿Q既痛恨革命又想革命,说明他善于投机,反映了一个乡下无赖汉的劣根性。这个说法更近乎奇谈怪论了。认为造反有罪和想革命,完全是落后而贫穷的社会地位的必然,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对立统一体,怎么能扯到投机和无赖上去呢?另外,鲁迅在写这篇小说之前,也早已在腹内酝酿了“好几年”[2],根本不存在主观随意戏说的成分,在小说的第一章中也已经提到了阿Q犯事“大团圆”的结局。实际上严格从客观实际出发、认真“追踪蹑迹”、深刻“实事求是”,正是鲁迅作品的最大特点。至于目前一些天马行空、肆意编造的影视武打剧等,不过是人造喷泉的商品文学而已,是不能与鲁迅的血管之血的人生文学相提并论的。

电影《阿Q正传》的详细画面早已记不清了。因是偶然看到且时间较晚,在这次中央6台的节目中也只看到了一些片段。并听到了“阿Q是快乐的革命者”的说法,在一个被病态社会毒害咀嚼了灵魂,甚至连苦痛和不幸的意识都没有了的病态典型里(他即使在走向法场游街示众时,也“不过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心里想的却是唱戏叫好汉。而其中毒的根源就是因为“吃人的事”“从来如此”),不但看不到任何哀痛悲愤和反思,反而看到了快乐。鲁迅的本意是希望唤醒国民,而电影和专家却使我们的大学生都病得更重了。这种状况到底是可喜可贺还是可悲可哀?同时我们还听到了另外一些新说法。关于阿Q 的姓名籍贯,鲁迅明确写道,除了一个“阿”字非常正确之外,其余“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考据癖的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鲁迅明显的意思是:只要有拖着一条封建辨子的脑袋的就都是阿Q。然而剧组的编导们却限定了阿Q 是绍兴人,以至于北方的演员能否演南方的吴妈都成了难题。直到后来终于借助于考据出阿Q 是宋金时期南下的北方人的后代,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这点恐怕是连鲁迅先生也万万料想不到的。导演们还认为吴妈应走出南方女人的水上漂来。吴妈的地位大约与祥林嫂相当,而祥林嫂倒真正是鲁迅笔下的南方故乡人。不知祥林嫂的走路是否也是水上漂的?另外也不知如此强调与小说的主题是否关联符合。影片中还两次着力渲染了阿Q被同关在一起的许多牢中人毒打和洗劫的情节。但鲁迅的原作中似乎并没有这些情节。同关的人也只有两个,“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似乎并不像强盗恶棍。不知是否是鲁迅先生未能如实的描写?也不知阿Q身上还有甚么值得可抢的?

记得鲁迅当年曾表示,不愿意把《阿Q正传》搬上舞台。因为他留心各种评论,觉得真正了解的很少,如果搬上舞台,恐怕除了会令观众感到滑稽外,不会有任何效果。鲁迅的顾虑已经变成现实。当我们陈寢于电影《阿Q正传》的“成功”喜悦之中时,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已随鲁迅先生而沉眠于地下。不知鲁迅先生的在天之灵会怎样想,能否得到安息。

在众多的鲁迅研究中还曾见过关于阿Q 原型的考据研究,说其原型姓谢 [3],但不知这种考据研究与小说的主题意义是否吻合?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人确实难以匹配为副)。伟大人物的命运往往是:生前既多磨难和非难,死后又多歪曲和篡改。我们是否需要慎之又慎呢!

  
参考文献

1  鲁迅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1925年5月26日

2  鲁迅 《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1926年2月3日

3  《回忆在鲁迅先生家中三十年》(上),《陕西教育》1976年5、6期

4  仲真编著 《鲁迅作品试析》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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